文/許甯傑
美國AcademyHealth年度研究會議(Annual Research Meeting, ARM)主要是匯集全美健康照護服務研究的學者,針對醫療政策與研究方向相互交流的盛會,今年在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市舉行。我去年在美國芝加哥醫學中心進修時,順手把一些資料整理,投稿到ARM,沒想到獲得青睞,也促成了這次出國參加會議。
在四天的會議中,有三場大型演說,兩百多場小型演講,一千多篇海報展示,與兩千多位各界專家學者與會,探討的議題之廣之深,各種創意及政策反省,都是國內醫療政策研討會望塵莫及,由於Healthcare service researchHSR)並非探討疾病或診斷工具,而是偏重public health, health policyhealthcare management,因此我在健康政策管理研究所博士班所學終於派上用場,能聽懂看懂一些「行話」,對於了解議題與外國人溝通,幫助很大。 
我投稿的主題是「non-cancer palliative care in the acute care setting」,雖然是兩百多個病例的小型分析,但在會場並沒有看到類似的海報或演講,美國人非常重視「平等」,因此醫療政策帶來的「健康不平等」是高度被重視的議題,由於我的研究彰顯出癌症會影響病人接受安寧病房的機會,也描述出這些無法進入安寧病房的病人,在急性病房接受緩和醫療的過程與outcome,所以被列入「健康差異與平等議題」(Health disparities and equity)這一系列的海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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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於日前公布第一波醫院名單,未來這些醫院將可直接以「健康檢查」以及「醫學美容」的名義,向移民署申請中國大陸民眾的「醫療觀光」行程。本周即將有第一批來自遼寧的高級官員以及醫院院長成行,衛生署接下來打算公布第二波的醫院名單。從此,台灣的各大醫療院所開始搞起了「旅行社」的生意,代辦旅客來台灣醫院一遊。





讓人擔憂的是,當醫院變成了「旅行社」,台灣將陷入了「一個醫院,兩個世界」的風險中,「醫療服務的兩個世界」將更為明顯。「醫療觀光」市場的開放,是醫療產業化、市場化的極致,自費項目的不斷擴張早已排擠了許多重要醫療服務的發展,而未來「醫療觀光」市場隨著競爭程度的提升,相信各醫院勢必賣力相搏。無論衛生署如何解釋「醫療觀光」不會影響全民健保架構下的民眾醫療服務,可以預見,其實已經在發生的是,許多醫院的整體發展方向受到了這股「營利」的風潮,而有所調整與扭曲。


未來民眾到了醫院,可能會發現那裡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服務,不論從硬體的裝潢擺設,或者是服務的內容與收費。一個地方有著高貴的病人,美輪美奐像飯店的診間病房,還有特別挑選身材高、長相帥氣的醫療人員向您鞠躬微笑;另一個地方則有為病痛所苦而呻吟求助的病人,健保給付的吃緊讓醫院勉力維持醫院評鑑要求的基本水準,為您服務的是連值了好多天班、過勞精神不濟、或者流動率相當高的醫護人員。


另一個要面對的則是「醫療人力的兩個世界」。當醫療服務劃出了「醫療觀光」以及「全民健保」的兩個世界之後,醫事人力在當中的流動,絕對不是衛生署信誓旦旦地說不會「四大皆空」、各專科會自行限制名額所能解決。醫護人員的勞動環境仍未改善,內外婦兒等四大科的人力仍然招募困難,而「兩個世界」的工作條件愈差愈遠之際,勢必繼續掏空醫療人力的適切配置,更嚴重的是造成醫療人員內部的階層化。


第三個要面對的是「醫學倫理的兩個世界」。第一波核准上路的醫院,包括了許多台灣的「龍頭」醫院,肩負著台灣醫學教育重責的醫學中心。在這些教學醫院中,一方面指導學生「醫學倫理」、「公共衛生」,期待學生懷著利他、悲天憫人心腸為民眾服務;另一方面醫學院老師們則自己幹起了「營利」的大生意。不知道以後醫學院老師們在教「醫學倫理」時,會如何向學生們說明?


事實上,以「健檢醫美」為主軸的醫療觀光,正面臨了嚴厲的醫學倫理挑戰。「健康檢查」不是一種沿路販售的健康商品,仰賴的不是高貴、細瑣的高科技儀器檢查,重要的是誰該檢查、做什麼檢查,以及做完檢查之後怎麼辦的問題。需要的是醫病之間的長期了解、追蹤,才能發揮健康檢查的最大功能。


醫療觀光的「套餐」,並不容易建立起這種醫病之間的長期關係。許多無謂的檢查,甚至可能造成醫源性的傷害,或者檢查結果造成更多不必要的恐慌,一次性的醫病關係也不容易形成後續追蹤的夥伴關係,而醫學美容所需要的後續照護與維持,也不可能在這種關係中達成。更嚴重的是,當醫療觀光客撒了大把鈔票,抱著滿心期待來「買健康」之際,不完整的健康檢查以及醫學美容,將可能讓醫護人員捲進更多的醫療糾紛漩渦中。


來源: 台灣新生報 – 2012年1月12日 下午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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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妮民
「你這傢伙,又害我晨會沒有去了。」王又亮醫師在替彥廷擦臉的時刻,心裡浮現這樣的字句。他想,這個夢也太真切了吧。
施凱文醫師跳上床去壓胸時,隨著下壓的起伏動作,不斷、不斷地想著,「林彥廷!你趕快給我醒過來!」前一天,於加護病房上班的他才在同一張床的位置替另一位病人CPR,他萬沒有想到,隔天眼睛一睜開,他就在替自己的同學急救。
彥廷當然、當然也不會知道,就在他最末一次值班,因夜裡接連兩床病人的逝去使他無法睡著,遂在清晨又巡視了一次自己照顧的病人們,並在臉書上留言「睡不著,於是起來看病人」之後僅僅一天左右,他也變成了被急救的對象。
在四月二十七日凌晨浴室中,真相已無人知曉。它一瞬而逝。
「彥廷究竟是不是因為工作過勞去世,已無法驗證,也沒有意義了;不過看到彥廷在醫院實習、樂在其中的模樣,其實我並沒有覺得彥廷是因為無法承受這些才死去。」施凱文醫師表示。成醫的學生及他校的醫學生都同意,成醫的實習環境畢竟不是最累,且彥廷本身也與高醫的學弟妹分享、推薦過在成大實習的經驗。「反而說他是因為過勞才猝死,似乎才是小看了他的工作才能。」王又亮醫師開玩笑道。「他是林彥廷耶,他那麼『罩』!」
王又亮及施凱文醫師表示,「但後來想想,往者已矣,如果能夠經由這件事喚起大家對工時的注意,這也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林爸爸向我們表示,不希望彥廷的死就這樣過去,而希望他的死可以帶來一些正面的價值,只要有人能注意到值班、工作量的不合理,而能救回任何一條因此消失的生命,都是有意義的。」
「我後來更了解他之後才知道,原來當醫師對他而言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或者對他來說,是一個夢。」王又亮醫師說。「所以再回頭想他當初的一些作為,都是很合理的。他是個很聰明的人,常動腦筋去想,要怎樣才能讓工作又快、又好,同時對病人也是最安全的。我們大多數的人常因工作量太大,只想著趕快做完,就好了。他教會了我一個觀念,就是如何聰明地過實習醫師的生活。彥廷之所以能夠很有效率、很有技巧地去處理這些瑣事,都是因為他很努力地去追求他心中的夢,這也是我欣賞他的原因,也讓我對『當醫師』這件事,有更多的感觸。」
身為同組成員,彥廷常和其餘同學分享做事的技巧。王又亮醫師舉了個有趣的例子:某晚,他們在不同的護理站值班,彥廷趁空來找他時,王又亮醫師說,「等我一下,我去幫明天要接受治療的病人shaving(剃除恥毛)再回來!」林彥廷醫師聞言道,「你去shaving?我都叫病人自己剃的!」「什麼?你叫病人自己剃?你在搞什麼啊?」王又亮醫師極吃驚。「可是,只要病人不太老、有辦法自己剃。」林彥廷醫師說,「為什麼不能讓他自己刮呢?還省了尷尬的過程啊。我都跟他們說,『十分鐘後我回來檢查有沒有刮乾淨喔。』」
王又亮醫師仔細想想,也對,只要說兩句話就能把這件事搞定,實在是滿聰明的,「所以後來我們都這麼做了!」施凱文醫師在旁附和。
林彥廷醫師去世後數月,王又亮醫師和施凱文醫師講述了這件事。帶著既好氣又好笑的語氣。
「他真的是非常熱愛醫院的生活,這點是我無法和他比擬的。」施凱文醫師由衷說,「他帶給工作夥伴及病人的開心、對工作效率的掌控,甚至於他想的一些鬼點子,這些都必須是發自內心對這份工作的熱愛,才有辦法做到的。」
「如果我們決心要走這一行的話,他身上真的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價值。既然一個自小立志當好醫師的朋友先離開了,那麼我們好像應該要偷學一點他的『撇步』,和他一起走完這條路。」
「……連你的份一起努力囉。」彥廷的臉書上,眾多留言中的一則。
四月二十七日之後,許多人帶著一些隱微的創傷繼續生活。當時參與急救的學長姐,在動作告一段落後,躲進辦公室哭泣;有好一陣子,麻醉科的陳醫師半夜睡夢中總會驚醒;任職心臟外科、彼時替彥廷迅速安上葉克膜的胡醫師,在下一台原可順利裝上葉克膜的病人前突然再也無法繼續;彥廷的室友廖達俊醫師,有幾個禮拜的時間,不敢關上浴室的門洗澡。
「我不會再待那麼晚了。」吳品睿醫師說。以往,他常半夜回到醫院寫病歷,處理事情。「我開始會注意自己的身體有沒有什麼狀況。」
多年後,這些人們都會成為更獨立成熟的醫師;他們有了事業、家庭,開始操心起人生中其他的瑣事。他們會不會記得,彼些年,當他們都還年輕、還多少信仰著什麼的時代,有一個熱愛醫學的孩子,在某個早上倒下了。
「好像……好像曾經有這樣的一件事情……」放下手邊正進行的,他們可能會突然想起。
當時因目睹了同類之死,而感到恐懼及憤慨的他們,會不會記起或已因時日久遠,而淡去的悲傷?
夏天,熱空氣沉滯,蟬聲大作,從考場出來的孩子們帶著疲憊後的興高采烈,他們之中分數總領先同儕的幾個,接受榜首特輯採訪時可能彷彿小大人般地說著,「我要當醫生,從小就想要救人。」
新聞報導,補教界竟推出了以十四歲孩子為目標的醫科保證班。在這個邏輯矛盾又錯亂的年代,當媒體前一刻才以負面字詞暗示觀眾醫療糾紛中該被譴責的是誰(罪魁禍首必定是醫療人員)、下一秒(或翻幾個版面)又以大篇幅報導各明星高中的醫科錄取率時,未涉世的孩子啊,你們知道將來,會面臨什麼樣的局面嗎?
(健保局說他們與人民站在同一邊;衛生署官員什麼也沒看見;有醫德的大老們說年輕醫師很草莓。)
這是一場會成功的革命嗎?什麼時候,他們掀翻一切的身影才能「美麗而喧囂」?
這一切會改變嗎?
……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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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2011年 12月23日 (錢建文、施景中、張志華)
    要解決「少子化」這個國家安全問題,除了鼓勵生育之外,更重要的是應好好照顧越來越寶貝的孕婦與兒童的健康。行政院長吳敦義在民國100年的醫師節慶祝大會上以書面賀詞表示:「有關內、外、婦、兒科醫師人力不足之問題,行政院衛生署自民國90年即推動『專科醫師容額管制計劃』,有助於人才招募困難科別之人力補充……」,但事實證明,這已經實施10年的計劃,不但對人才招募困難科別之人力補充沒有幫助,反而落井下石。

    衛生署依據此計劃限制各專科醫師訓練容額,是一種為了全體國民的健康利益,以國家醫療政策與公權力強制介入醫療發展的作法。此計劃讓醫學生在畢業後選擇專科醫師訓練科別時,受到各科容額的限制而不能完全自由作主。這樣的政策若能充分發揮功效,醫學畢業生就無法大量湧入容額受限的五官科,而必須選擇維護國民健康最重要的內、外、婦、兒科和急診科,如此就根本不會有所謂「四大皆空」的問題了。


    但是近年來衛生署在分配容額時,並不以國家需求為主要考量,反而用一個錯誤的邏輯在分配;就是當某一科去年招收名額較少時,今年就再減少那一科的訓練容額。舉例來說:照顧全國女性健康最重要的婦產科,在全台灣已經有153個鄉鎮沒有婦產科醫師的情況下,民國100年度時衛生署分配給婦產科的住院醫師訓練容額只有區區35人,到了101年度更再減到28人。


容額管制執行錯誤


    衛生署所持的理由竟然是因為100年度全國只招收不到20名婦產科住院醫師,因此下一年度要再減少容額。這樣的作法,根本是完全違反當初計劃的分配原則,對少子化的問題不但不會改善,反而會落井下石。


    對原本就招募困難的科別再限制訓練容額的另一個效應,就是惡化「健康不平等」這種「區域不正義」。困難招收科別如兒科,在全國已經有132個鄉鎮沒有兒科醫師的情況下,衛生署仍然大量縮減兒科醫師的訓練容額。醫學會在拿到配額之後,也必須設法把少數的名額分配到全國。


    但是全國的教學訓練醫院大多集中在台北,分配之後造成中南部極度缺乏兒科醫師。例如負責彰化南投與雲林三縣主要兒童轉診醫療的彰化基督教醫院,明年度雖然有10多位醫學生報名應徵兒科住院醫師,但是只分配到3名住院醫師訓練容額。而中台灣的兒童醫療受到衛生署的限制之後,從今年12月開始,負責彰化北斗以南的南彰化急診醫療的彰基二林分院,不得已地已經停止了兒科急診業務。因此原本就屬醫療資源不足的偏遠鄉鎮,區域健康不平等的問題就更為惡化。


    雖然衛生署在今年初回應監察委員黃煌雄糾正衛生署「四大皆空」問題時拿出「專科醫師容額管制計劃」當擋箭牌,但是過去10年來錯誤的執行,已經造成這個計劃徹底失敗。衛生主管機關過去曾想盡辦法要解決偏遠地區兒科醫師人力不足的問題,但是失敗的上位政策所造成的問題是很難用其他方式補救的。專科訓練容額不當干預管制,導致用人孔急的地方無可用之兵,而有服務熱誠的年輕學子找不到地方可以訓練。試想,要報效國家的人沒軍隊可以訓練,而要作戰的地方沒兵可以派,請問這戰爭怎麼打?最後賠上的會是全國民眾的健康。


    馬總統曾在今年出席醫事人員「挺馬大會」時提出一個理想:「從101年起,全國每一縣市至少會有一家醫院,為重症的新生兒及孕產婦提供24小時的專業醫療服務。」若真的想實現這個理想,衛生署就要必須立即修正錯誤的醫療政策,要根據民眾的需求,大幅增加招收困難科別住院醫師的訓練容額,並努力做到醫療資源的「分配正義」。


錢建文為彰化基督教醫院兒童醫院兒科部主任,施景中為台大醫學院婦產科助理教授,張志華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急診科主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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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建文寫於 2011年12月5日 12:19

醫療正義的思辨之旅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數十年來台灣的政經一直在持續變化著,受到政經影響深遠的現代醫療亦然。目前重要的政經變化之一,就是開始要求台灣最缺乏的元素:正義。根據哈佛大學的第一場開放性課程所寫成的書:”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在台灣成為暢銷書;各種社會運動的訴求也與正義有關,如:環境正義、土地正義、居住正義、分配正義、勞動正義、區域正義與醫療正義等等。就連造就台灣成為不正義島的當前執政黨,也開始在百年元旦中喊出”百年公義”的口號,甚至在五二零就職週年前夕第一次親口說出”環境正義”、土地正義”這些名詞。”正義”顯然已經成為各方要求的標的與追尋的目標;包括了被各種錯誤政策所不公義地對待的醫療界。


    兒科的問題要從整體醫療界來看,而醫療界所遭遇到的困境則要從整體台灣的政經歷史脈絡來看,因為無論東西方的現代醫療史,皆深受政經與社會發展的影響。台灣的醫界在日據時代中獲得了中國醫師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特殊社會地位,重要的原因除了成為醫師是當時優秀台灣人的最佳出路之外,更重要的是,這些醫界前輩在行醫之餘,也實際上成為社會意見領袖去與日本人周旋,負起了爭取弱勢台灣人權益的社會責任。但是自從二二八事變,許多台灣各地重要的醫師成為主要拘捕與槍決對象的黑名單之後,醫界開始被迫明哲保身。幾十年的發展下來,功利主義開始盛行,再加上台灣人從小接受強調競爭的教育之後,許多不論是否考上醫學系的家長與學生都有同樣的觀念:希望成為醫師的原因是容易賺錢。家長聽到朋友的小孩考上醫學系的反應就是:以後可以賺大錢過好日子。因此為社會弱勢發聲的歷史就再也難以想像。而相對的,整體醫界會因為錯誤的醫療政策主導而成為弱勢的實際情況,在"苦勞經濟”盛行的台灣的一般社會大眾聽起來,也是同樣的難以想像與認同了。這就是醫界面臨的最大困境。


 


錯誤的醫療政策


領導者的失效造成的政策錯誤是系統最大的風險 


在困境中的弱勢醫療界中,還有弱勢中的弱勢,就是連媒體都開始琅琅上口的”四大皆空”與急重症科。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了現在”醫療崩壞”前夕呢?我認為任何探究原因的活動(包括總統與醫院院長貪污),都可以利用醫療品質中的最重要的手法:根本原因分析與體制探討。個人認為造成醫療崩壞的最大因素,就是錯誤的醫療政策。健保制度實施以來,台灣的醫療明顯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以公權力強力介入資源分配與醫療走向,造成現在的問題當然是錯誤的政策要負最大的責任。


要分析錯誤的醫療政策雖然對探討兒科困境很重要,但是過於龐大,在此僅能把範圍縮小到有關兒科的部分。在前幾期的兒科最前線中,許多前輩已經分析了很多,在此我只把一些個人想到的其他一些看法提出來。


第一:缺乏應有的醫療上位政策。什麼是”上位政策?可以舉台八縣(中橫)谷關至德基段是否修復的爭議為例。中橫公路在地震與數次雨災之後滿目瘡痍,公聽會中學者專家與政府達成國土復育的共識,但是在上屆總統大選中卻把恢復通車列為競選政見;最後的結果就是通車政見打敗了國土復育的上位政策,造就了造價數十億納稅金的超高規模”便道”。同樣的,要解決”少子化”的"國安”問題也應該是”上位政策”,可是衛生署在制定醫療政策的時候,往往作出後述許多會惡化少子化的政策。因此缺乏應有的重視婦兒科的”上位政策”是最重要的有關兒科的錯誤醫療政策。


第二:醫療化的醫療政策。”醫療化”(medicalization) 是每個醫師都應該要知道的重要醫療社會學概念,大意是說醫療產業為了自身利益會想盡辦法塑造病人,也就是設法把你變成病人以後就可以賺你的錢。除了醫療產業會醫療化之外,政府的政策也會醫療化,也就是把資源投入整體收益有限卻消耗大量資源的疾病與科別,卻不重視投入少量資源就可以得到巨大的人民健康利益的公衛與婦兒科。舉例如下:


一: 醫學中心五大任務評鑑中,強調癌症治療,卻沒有太多有關婦兒科的條文。與兒科有些許相關的,就是要求醫院提出”人才羅致困難科的因應之道”。我認為要解決因為錯誤政策造成的”人才羅致困難”的方法,就是換掉醫療決策者的腦袋。


二: 醫院評鑑制度強調醫院整體疾病嚴重度指標,卻不看醫院是否重視兒科的發展。例如說以勇於直言著稱的前衛生署長楊志良曾經根據衛生署的內部資料,就自己去向記者爆料說某三家醫學中心的疾病嚴重度過低,就是明顯忽略兒科發展的例子,他的作為等於是鼓勵那些只為賺錢而盡量限縮不賺錢的兒科的規模的醫院。雖然楊前署長對財政部長的批判我大力拍手叫好,但是他的某些作為其實是違背他說的他所秉持的醫療左派信念。


        第三:錯誤的醫療資源分配。政經力量的醫療介入,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為了大眾健康利益來分配有限的醫療資源。但是這一點政府做的很差。部分事務官政客看透了醫界的功利取向與自私心態,就用資源為籌碼讓自私自利的醫界互相廝殺,分配的原則就是廝殺後的產物,而不是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產物。這種官僚政客其實在各方面都有,很不幸的連主管醫界的,本身也是醫師的政府中的事務官,也以這樣的手段做這樣的事情,真是不應該。例如說,衛生署醫事處近幾年來開始管制各醫學會訓練住院醫師的容額,這樣的做法等於是在分配畢業醫學生的選擇科別,目的應該是以政策手段導引新醫師的選擇,使他們的選擇朝向台灣真正需要的專科醫師:如婦產科與兒科。因為某些科別受到限制之後,畢業生選不上了,就會去選擇國家真正需要的婦兒科與急診醫師,如此的介入就不會有”四大皆空”的問題了。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衛生署不但達不到這個目標,甚至反向超作,用錯誤的邏輯去更加限制招收不到住院醫師的婦兒科訓練容額,真是不解這些成為政治人物的專業醫師背後的動機是什麼。而這種專制的心態也不是醫療政策獨有,我們在國光石化的政策推動中,也看到同樣的這種漠視公民參與,不顧國家整體利益而獨厚財團的政府事務官不肖官僚。


 


醫療困境的突圍之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要如何解決兒科困境、醫療困境、與少子化國安困境?一場正義的思辨之旅能否帶來醫療與社會的百年公義?我的建議如下:


第一:要來制定與確立:以解決少子化問題為目標的醫療上位政策。


具體來說,包括:


一、以各種醫院評鑑與健保給付為手段,導引醫院重視兒科發展。例如:


甲、計算醫院CMI值之前排除兒科


乙、醫院兒科佔床率高時評鑑給予加分


丙、保障健保點值,不予打折


丁、檢討兒科給付原則,制定獨立健保預算,甚至挹注其他社會資源,避免老人社會所帶來的資源排擠效應


二、分配住院醫師訓練容額時,對於招募困難科別,不予限制


第二:要積極參與社會,重新建立醫師關懷弱勢的專業人道形象。


同事曾告訴我他遇到的故事:參加國外旅行團時,還好有隱瞞自己是醫師的身分,因為那一段時間正好有署醫弊案,團友好幾天都在罵醫師。雖然說現在各行各業都專業化,但是公民參與本是民主社會中最重要的特色,不但是全體公民的權利也是義務,何況是醫師。醫療政策的醫療化,沒有把資源用在造成疾病的重要社會因素,包括各種環境污染與社會弱勢族群的資源分配不正義,這些都應該是全體醫師站在醫療專業素養的角度所應該要來共同努力來解決的問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全世界五歲以下孩童的死因中,四個有一個就是因為各種環境的污染所造成的,包括不乾淨的水、室內空氣污染、室外空氣污染、鉛中毒、與氣候變遷。在台灣來說,六輕污染與全台PM2.5空污,以及工業重金屬排放到灌溉用水與非法農田棄置,都是需要我們協助受害弱勢族群的地方。當醫師重新建立起關懷弱勢的人道專業形象之後,去爭取醫療界的權益時,才不會被社會以既得利益者還來爭取為由被嗤之以鼻。


第三:要協助爭取其他醫療產業的勞動人權,以共同來要求合理的健保給付。


或許要重新建立醫師關懷弱勢的整體社會形象較難,但我們可以先從身邊的弱勢族群加以關懷開始,那就是被不合理健保給付所間接壓榨的醫療產業第一線工作員工,尤其是護理人員。筆者在前面曾述及醫界所面臨到的困境是,健保在一些醫療照顧項目的給付明顯不合理,以台灣優質的醫界傳統所提供的醫療照顧品質,相對於給付而言實在是太離譜。但是醫界在社會中以既得利益者的形象要爭取應有的權益很難,而在實際上而言各家醫院為了生存,一定會最後才棄守醫師的權益,因為醫師跑了醫院就損失了最重要的生財工具,因此一定是被迫於先剝削除了醫師之外的其他醫療照護服務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護理師,也因此造成全台醫院護理師高流動率與低就業率。筆者認為要使醫療界的醫療環境得到改善的最佳策略,就是協助護理界組成強而有力的全國性工會組織,以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的觀點,要求政府與民眾提高醫療費用支出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由於她們是被壓榨最嚴重的醫療產業員工,加上關懷的專業形象,就最有立場出來進行抗爭。借鏡西方醫療政經的發展,自南丁格爾以來,護理人一直在公衛與醫療政策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重要西方國家皆有強大的護理工會,在不久前的歷史中也靠著工會的大規模罷工爭取到許多病患應有的權益。


第四:要協助台灣解決根本問題的終極之道:賦稅改革與教育改革。


任何社會的問題的最根本解決之道都在教育。很遺憾的是台灣的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問題重重;似乎已成為惡性循環,因為現在的老師當初都是在相同的教育與社會環境中成長。我們的兒童雖然從小就認真唸書到半夜,卻教育出如同當年蔣謂水醫師所說的一樣的”智力薄弱”的公民,而這樣的公民只會背標準答案,也只會在考試的需要下才讀書,對於理性討論的公民參與實在是無能為力,也會認為醫師都是既得利益者,而且因為自己有繳健保費,因此在生病以後就享有無限暢飲的醫療資源。另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台灣的賦稅制度不公,受薪階級負擔百分之八十的國家財政,真正有錢的資本利得者靠著以金錢影響的政治制定了許多為富人所制定的免稅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每當要合理調高健保費率時,就會遭到社會上莫大的反彈壓力。在稅賦制度不公的情況下,社會的反彈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的健保費也是用累進費率的直接稅原則在收的。也因此楊志良在推增加資本利得者負擔的二代健保被自己黨的”利委”阻擋,在下台以後會痛罵財政部長是政府中最濫的閣員的原因。 


        現代醫療與政經社會一直密不可分,充滿無力感又無奈的台灣醫師需要明白不沾政治的時代已經過去,要創造正義的醫療環境之道,唯有先為了社會弱勢族群奮鬥,以建立共善(common good)的社會之後,最後醫療工作環境的正義才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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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ailman (Liverpool the champion) 看板: medstudent
標題: [感想]紐西蘭的住院醫師工會
時間: Sun Nov 20 14:23:53 2011
我在這個板看文看了好幾年了從來沒發過一篇文章
因為覺得自己也寫不出什麼有料的東西
但是這一次實在是忍不住想要分享自己的經驗並且表達自己支持spicycop學弟的立場
我是個馬來西亞僑生,5年前自醫學院畢業,當了1年半的血汗內科住院醫師之後,
來到紐西蘭工作,從零開始,在公立醫院當了兩年的不分科住院醫師之後,
離開醫院進入家醫訓練.
這兩年的不分科住院醫師也就是pgy1,pgy2
run過的科有內,外,兒,泌,整外,老人,急診.
紐西蘭的醫療制度跟英國很相似,簡單來說就叫它公醫制吧.
各地區公立醫院的醫師薪水是由該區的衛生局決定的.
住院醫師可選擇加入全國性的住院醫師工會
加入的好處是會員會受到一份強有力的合約所保護
這份合約是由工會跟全國衛生局所協商出來的.
不加入的人就各憑本事自己談合約
(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加入)
我在這裡當住院醫師的時候,月薪和在台灣時相去不遠(北部私立內科)
但是工時少了許多:55到65小時/周 vs 80到90小時/周
工時少的結果就是生活品質好,最起碼感覺活得像個人:)
合約除薪資,假期(年,喪,病,教育)還包括可得到訓練教育方面的補助
例如我在小兒科時同時修了一個postgraduate diploma of child health
所有學費買書費全由衛生局支付!
這份合約得來不易,每次到了合約到期時,工會和衛生局談判新合約都會吵到不可開交.
雙方在媒體放話,打宣傳戰.在過去幾年內,工會已經搞過兩次全國性罷工
(其實各只罷一天,只是為了宣示決心力量)
紐西蘭的醫療制度本身當然有不少缺點,這份合約也造成不少問題
例如因工時少需要的值班醫生多,人力滿吃緊,排班是很困難的.
(但是住院醫師不用煩惱,醫院有專人負責排班,你要放假只要提前申請一定可放
院方負責找人補洞,.你生病的話也只要打個電話說我病了一點也不用感到內疚)
事實上紐西蘭很缺醫師,因為許多紐西蘭人畢業後跑到澳洲,
這裡住院醫師可能有30%到40%是外國醫學系畢業的,英國人為大宗.
我想說的是,我看到了工會力量的強大,這也是台灣住院醫師所需要的.
否則永遠只會受到資方的擺佈,壓榨.
工會不只能幫助住院醫師向各別僱主施壓以改善工作環境,
也能聯合資深醫師,醫院團體向衛生署施壓改善健保從根源來解決問題,
還可向立法院要求直接立法保障住院醫師上限工時最低薪資等等.
如需引進外國訓練醫師,最重要是確定臨床能力足夠.
擔心薪水平均拉下來?這就必須工會爭取保障最低薪,
況且如果能夠減少工時,時薪說不定反而會升.
還有能得到好的生活品質,照顧到健康,工作開心,減少工作上的疏失,降低被告機率,
還有時間陪著小孩長大.
當我回想起我在內科的日子,我覺得我願意拿少一點薪水也不要以那樣的方式上班
摧殘自己的身心健康和對未來的希望
至於用什麼方法爭取,有集體的力量,就可談判,游說,上媒體,
罷工或許在台灣不可行,但游行示威也應該能產生很大的效果.
我本以為住院醫師工會這東西在二三十年內是不會看到有人出來帶頭爭取的,
因為這一定是超級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現在看到學弟這麼有理想真的很高興
我在這裡也無法幫什麼忙,只能寫個文支持你鼓勵你,感謝你為未來的住院醫師
(特別是內外科)求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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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2008年FBS紀錄片 : "Frontline - Sick Aroud the World "
https://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ickaroundtheworld/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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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Chen 寫於 2011年11月10日 21:18

人生有「生老病死」,就如氣候有「春夏秋冬」。「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作焉」,終於領悟醫師就是醫師,其目的只是替人世減少苦痛,不管是身體的或精神的。人生花園之中,醫師只不過是一名園丁吧!我們不能改變「春夏秋冬」的循環運行,卻可盡力讓人生的花朵更加燦爛。有時雖是園丁照顧花草,有時反而是花草的枯榮在渡化園丁。 


                                                                 --柯文哲


 


台灣孕產婦死亡率為10萬分之6.5,和世界139個國家相較,排名世界第八。


這是很不容易的成就,像美國這般在醫學界執牛耳的國家,死亡率幾乎是我們的兩倍,每十萬有11人。


產婦死亡率是評估一個國家整體醫療很合適的指標,


一定要醫師夠、醫療水準夠、醫療人員夠、民眾也用得起,這個指標才會好。


美國是因為仍有許多偏遠鄉間,婦產科醫療資源取得不易,


不全是由婦產科醫師產檢或接生,以致於產婦死亡率會較高。


鄰近的新加坡、南韓的 14人,也比我們高很多。


至於中國大陸的 45人,真的是生小孩很危險…


 


但是在未開發的國家、也就是沒有醫生介入,甚至如果人類是野生動物的話呢?


聯合國提供了一個數字:在发展中地区,妇女一生中的妊娠死亡风险率为1/75!


因為小孩也很難養活,在落後國家生十個八個都正常,


所以換算下來,我估計十個婦女大概就有一個死於分娩。


婦產科就是這麼高風險的行業。台灣的婦產科醫師真是值得尊敬,


讓死亡率從1/75降到1/15000,但是呢,以一年生育數20萬來算好了,


還是有13個產婦死亡。


 


我想經手這13個產婦的醫生都會被告吧。這還不包話其它也許花了很多工夫才救回來的…


病人跟家屬都會問同一個問題:為什麼是我?


 


剛開始當醫生的那幾年,天不怕地不怕,只覺得病人遇到我是他的福氣,


整天待在醫院、病人一日看三回,


幾年過去,熱情果然減退,現在果然變成當年最不想成為的醫師:


不要被告就好…


 


開完刀傷口感染:醫生,你是不是沒有仔細縫?


作完大腸鏡切完息肉出血:醫生,你技術怎麼這樣差?


高位肛門廔管開完痊癒但無可避免發生很輕微的失禁:醫生,你怎麼術前沒說?


癌症第三期,開完也正規的作完療,過三年復發:醫生,是不是你當初沒切乾淨?


醫生不是神呀,為什麼我們要滿足別人像拜拜時求神般的要求呀?


如果有人教我怎麼縫一定不會感染,怎麼止血就一定不會再出血,


我怎麼可以不照著作?


但就是沒有這種100%的教科書跟老師呀!


我們努力看病,有空作研究,就是為了再降低出事的比率,


從1/75到1/15000,要靠古今中外多少人的付出呀?


所以,現在病人問我,他會不會好,


我都這樣回答,我會盡力,但不能100%保證一定會醫好你;


 


如果病人不能接受生老病死,抱歉,你沒有接受醫療的權利;


因為醫生也是人,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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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年的「醫師荒」問題越來越嚴重,為了解決人力問題、提升醫療品質,台灣的醫界與法界首次合作,舉辦「醫療事故預防及不責難補償制度」國際研討會,同時邀請瑞典與丹麥醫師分享北歐經驗,希望建立適合台灣的「醫療補償制度」。


為解決逐漸嚴重的醫療體系人力問題,台灣的法學界與醫學界首次攜手合作,29日舉辦「醫療事故預防及不責難補償制度」國際研討會,針對醫療補償制度進行研討,包括前司法院院長翁岳生、台大公衛學院院長陳為堅都在會中提出建言。本次大會也邀請兩位來自北歐的專家,說明北歐的「無過失補償制度」如何增強病人的權利與安全。


本次會議召集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葉光芃指出,北歐的不責難(No Blame)制度讓醫師能免於訴訟之苦,病人與醫師之間的互信關係也能得到增強。葉光芃說:『(原音)這種制度可以讓很多問題透明化,因為他不責難醫師。但是醫師在不責難以後,他就有義務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醫療傷害誠實的通報出來,他甚至可以協助病人去通報,那病人跟醫師的關係就很好,兩者互信,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主題。』


葉光芃指出,台灣的醫師荒問題越來越嚴重,以婦產科為例,過去每年約有100位住院醫師投入婦產科行列,但由於醫療糾紛多,近年來已大幅減少五分之四,只剩下20人,與台灣新生兒的出生率只減少二分之一相較,婦產科醫師嚴重不足。


衛生署醫事處處長石崇良則表示,有鑒於醫療糾紛問題逐年嚴重,衛生署預計明年初試辦「生育救濟計畫」,希望踏出台灣醫療補償制度的第一步,健全台灣的醫療體系。


作者: 沈雅雯 | 中央廣播電台 – 2011年11月29日 上午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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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沒有醫療。」
這不是恫嚇,是感慨。
我只是想說,請給還在醫療崗位上的每一個人,多一點點鼓勵。
*************
三天前,學弟對我說,他每多對這個環境認識一分,就覺得前途黯淡了一分;
我想起了三年前….
我跟學弟一樣年紀的時候,德高望重的前輩斬釘截鐵的一番話:
「三十年前,我的老師也說過這一行沒有前景,但三十年後我站在這裡肯定的告訴大家,你們的未來都很好!」
那麼,未來真的很好嗎?我不知道…
站在這條路上的我,一直走一直走,最大的理由僅僅只是無法回頭和麻痺而已……
或許該自我介紹一下,我是一個普通的女生,大學畢業之後在一家教學醫院當住院醫師;
我不是白色巨塔的女主角,姿色平凡的沒被任何人打聽過芳名,但被我照顧過的病人,倒是常常說我看起來太年輕;
每一次他們這麼說我總是笑笑說是個子嬌小的關係,心中其實想著,
每天幫他們抽血打點滴做治療的護士小姐,每一個幾乎都還比我小個幾歲。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疑問,病房裡幾乎沒有年長的護士呢?
我老公對此的解釋是,醫院護士這種職業,有家累的人是幹不下去的,除非婚姻不幸福。
有一次跟護士小姐A討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她則是笑笑的說:
「我留的下來是因為,這個醫院有比我更可憐的人啊,而且還是當初成績比我好很多的你們。」
我嫁給一個同行的長我幾歲的男生,他最常被挖苦的就是「娶了個也賺很多錢的老婆」;
每一次老公轉述同事的話給我聽,我總是輕輕嘆氣,心中其實想著,
與其說錢賺得多,不如說是沒什麼時間花錢來的比較實際。
我跟老公的距離不遠也不近,大概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一星期平均見面兩次,一次是工作日,他固定北上之前繞到租屋的地方來看我,見了面一定說聲好累,沖完澡躺在床上,往往都是說不到兩句話就睡著了。
周末假日不值班的那一天情形好一點,除了補充睡眠,時間大概還夠洗洗一星期的髒衣服,掃掃地板,去個超市然後吃一頓一星期裡最像樣的飯。
說來沒多少人相信,夫妻兩個人一畢業的月薪就高過父母累積三十年年資才有的價碼,但是我最常吃的是便利商店的微波食品和怎樣看都違反三低原則的麵包,
我老公則是晚餐吃午餐多訂的便當,有時候早餐是前一天同事多訂的晚餐。
我不是沒有錢買專櫃的衣服或是化妝品,
但長期熬夜的不規律作息和整天在三四個樓層的護理站走來走去,
我用不上也不能用這些東西。
老公從不計較我信用卡刷了多少錢,但我們到百貨公司去刷卡的次數屈指可數,因為舉凡休閒育樂這些事,通通都得擺在休息的後面。
生活裡唯一稱的上比較奢侈的大概是固定一個月去一次泰式按摩,主要是為了減輕久站的職業傷害。
這並沒有任何誇張的成分,而完完全全就是我們夫妻倆的生活。
這一切,都建立在這個職業的原罪上。
我們其實都是認命的人,
既然在學校的時候成績不特別突出,選科的時候最熱門的科別當然是連邊也摸不上,所以庸庸碌碌的做第一線的「服務醫療業」是理所當然。
儘管大半夜每十五分鐘被電話吵醒的時候我都會忍不住想,
這一百萬的年薪真的值得我這樣去換嗎?
可是,我們只能抱怨給彼此聽,
回到老家爸媽問起怎麼都不談談醫院的事情,都只是一笑帶過,
沒有說出口的是當初他們把我們送進醫學院,
恐怕沒有想過自家的少爺公主已經錯過了醫療的黃金三十年,現在只是不受勞基法保障的超時勞工而已。
這一切都是早知道的事情,所以我沒想過自己也會有無法忍耐的一天。
星期六,老公輪到假日門診,門診結束後負責簽床和緊急內視鏡檢查。
原本說好我下課後要一起吃晚餐,結果晚餐一路晚到了十點,在車站等著我的是累的坐在機車後座也能打瞌睡的老公。
半夜迷迷糊糊的被吵醒,是老公的手機響了,
朦朦朧朧中我只聽到插管和血壓不穩,這幾個字眼,身為內科醫師當然是再熟悉也沒有了,一時間並沒有覺得哪裡奇怪……
之後我突然驚醒,或許是因為身邊那半張床的重量改變吧,一睜開眼並沒有看到該躺在自己身邊的人,推開房門,浴室跟客廳也不見人影,然後我忽然想到了那一通電話……
接下來更清醒的幾秒鐘,我沒看到老公的手機,也沒看到該擺在門口的那雙鞋,
心裡已經再明白也沒有。
我撥通他的手機,線路的那端傳來的除了對不起,還是他的對不起,
「我不想吵妳。」
他不想吵我的理由我比誰都知道,因為天一亮,對大多數人來說美麗的星期日,是我要去守另一層病房的值班日。
我也不需要問他夜半離開的理由,因為我也無數次當過那個打電話的人。
也許就在二十四個小時後,我會在半夜四點打電話給另一個女人的老公,告訴他有一個病危的病人,
我心裡很清楚,電話打不打,跟病人狀況好不好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身為住院醫師的我會打,而且就算主治醫師來了,我也不會太感動。
但是身為妻子的我,想到凌晨四點,自己的丈夫一個人在高速公路上,橫越兩個縣市只為了一個病危的病人,
我無法忍耐,我難過的心痛;
正因為我比誰都知道,沒有人會感謝他,住院醫師不會,就連那個病人的家屬也不會。
因為,我真的愛我的先生;
我不希望未來的每一天,都可能會像這個下半夜,輾轉難眠。
而如果連我都無法忍耐,我無法想像還有多少人能忍耐?
第一次我有了一種疼痛的領悟,
我想先愛自己,先愛自己的家人。
醫療的未來好不好我不知道,
但我倒是知道,我要的不是前輩說的所謂前途,
而是一個積極的理由,讓我不會每天想著離開。

原文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801347367&sk=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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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We're trying to move away from a culture of shame and blame," says David C. Ring, MD, PhD, who went public with a surgical error in 2010. [Photo by CJ Gunther / https://www.cjgunther.com/]



Revealing their medical errors: Why three doctors went public
To err is human. To tell the world about the cases when things went wrong requires courage.

By Kevin B. O'Reilly, amednews staff. Posted Aug. 15, 2011.


In September 2010, Kimberly Hiatt made a medical error. The critical care nurse at Seattle Children's Hospital miscalculated and gave a fragile 8-month-old baby 1.4 grams of calcium chloride, 10 times the correct dose of 140 milligrams. 


The mistake contributed to the death of the child and led to Hiatt's firing and an investigation by the state's nursing commission. In April 2011, devastated by the loss of her job and an infant patient, Hiatt committed suicide.


Hiatt, who had worked as a nurse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was another in a long line of "second victims" of medical error, the term used in medical literature to describe physicians and other health professionals who often feel guilty and depressed after adverse events. Many physicians and other health professionals hold themselves to a standard of perfection, and when things go wrong, they feel alone.


Physician health experts estimate that 250 doctors commit suicide annually -- a rate about double that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When doctors believe they have made a major medical error, they are three times likelier than other physicians to contemplate suicide, said a January Archives of Surgery study.


If the first instinct after an adverse event is to retreat from scrutiny into a spiral of shame and fear, sharing the ordeal publicly is probably the last thing to cross a physician's mind. But a small group of doctors has done just that. Here are three physicians who shared their stories with the world in an effort to tell their colleagues and their patients that to err is human.


"Biggest mistake"


It was not until he was dictating a report on the last of his six operations that hectic day that orthopedic surgeon David C. Ring, MD, PhD, realized his mistake. He had performed the wrong surgery on a patient.


A 65-year-old Spanish-speaking woman was scheduled for a trigger-finger release procedure, but Dr. Ring mistakenly performed a carpal-tunnel release. A change in the operating room's location meant a nurse who sat in on a preoperative assessment was not present to catch Dr. Ring's error. Another nurse mistook Dr. Ring's conversation in Spanish with the patient for a preoperative timeout. The marking on the site for the correct procedure -- the trigger-finger release -- vanished once the skin was cleaned in preparation for surgery.


Dr. Ring was distracted. Earlier in the day, he performed a carpal-tunnel release for another patient, who was upset about the injection of anesthetic for the procedure because it caused her a great deal of pain. Shortly before the wrong surgery, he visited this other, highly agitated patient in the recovery area and struggled to calm her down.


"I felt bad for her," says Dr. Ri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orthopedic surgery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in Boston. "She was really stressed out from that painful shot. I was resolved in my mind that my next surgery would be my best carpal-tunnel release ever. And it probably was -- it was just on someone who was supposed to have a trigger release."


Dr. Ring alerted the patient to the error and offered to immediately perform the correct procedure, which he did. The unnecessary wound to the hand from the wrong procedure would take about a month to heal and be sensitive to the touch for several months, Dr. Ring says.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lot, lot worse," he says. The patient got follow-up care from another physician, and the family received a prompt, undisclosed financial settlement from the hospital's insurer.


Dr. Ring could have let the matter quietly end there. Instead, he went public.


Shortly after the surgery, Dr. Ring and experts on wrong-site surgery held a conference at the hospital to analyze what went wrong and how preoperative protocols could have prevented the error. A transcript of the case conference was published Nov. 11, 2010, in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Dr. Ring's story was highlighted by ABC News.


"I knew that the biggest mistake of my life and the worst event in my life was also an opportunity," Dr. Ring says. "In my role as a teacher and mentor, if I make a mistake in diagnosis, a mistake in surgery or a mistake in judgment, it's always been a teaching opportunity. There's always been something to discuss. It's not something to sweep under the rug."


Despite the risk to his reputation of going public with his mistake, Dr. Ring believes it was worth it to spread the idea that safety checks are needed to help prevent mistakes and that even the most accomplished physicians can err.


"I knew that if I was willing to have that difficult discussion, it would help other people," he says.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The outliers we all dread"


Bryan E. Bledsoe, DO, was working in a small community emergency department when "this countrified, slow-talking lady" walked in. 


"She said she had a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ys Dr. Bledsoe, now a professor of emergency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Nevada School of Medicine. "I thought, 'How could she know such a thing?' "


Dr. Bledsoe discounted what the woman said, making assumptions about her intelligence and social class. She was wearing a soft neck collar, but had it on upside down and backward. The woman complained of neck pain, but not of headache, vomiting or other symptoms more typical of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Today, Dr. Bledsoe says, he would not think twice about ordering a computed tomography scan, but then such imaging was costlier and less common. Dr. Bledsoe, then only a few years out of residency, took x-rays of the woman's neck. With the test results negative, he decided to send her home with some muscle relaxants.


The next morning, an ambulance brought in a female patient who require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but could not be revived. It was the same woman who had come the day before. Dr. Bledsoe walked into the room where the woman's children were gathered with their recently deceased mother.


"They were standing around holding her hand -- she was dead on the table," Dr. Bledsoe says. "I said, 'I'm sorry. I must have missed something.' The daughter said, 'That's OK. Mama said you were a good doctor. She liked you.' That just made it worse. ... They saw tears in my eyes in that trauma room."


Though no autopsy was performed, Dr. Bledsoe believes he missed the diagnosis. "From a prima facie standpoint, she was alive yesterday and now she's dead," he says. "That's not generally considered a good outcome. ... Whether I'm right or wrong doesn't matter, it's how I feel that does. That lady's dead, and I can't bring her back.


"I was just rushed," he adds. "I assumed it wasn't something too bad, and I was wrong. These are the outliers we all dread. Of every 100 patients, there's going to be one who hasn't read the book on how to present for a particular disease process. I learned that the hard way."


Wracked with guilt, Dr. Bledsoe had trouble getting the case off his mind. He attended the woman's "big Pentecostal funeral." The family wasn't upset with him. "They embraced me," he says.


He has kept the case in mind as a warning to avoid jumping to conclusions when diagnosing patients, and has used it as an example when teaching emergency medicine residents. When contacted by a reporter, he chose to go public with the story in a September 2010 article in Reader's Digest.


"I figured, 'What's the harm in talking about it if it helps somebody else?' " Dr. Bledsoe says. "I'm not proud of it, but any doctor who says they haven't made a mistake is a liar. Physicians are human. For anyone to expect absolute perfection in everything is a fool's errand."


Tearing down "wall of silence"


Jo Shapiro, MD, specializes in surgically repairing Zenker's diverticulum, an outpouching of the throat. The surgery involves cutting through the lining of the pouch but stopping just before getting to the outer lining. The procedure is done using a microscope that exposes a small part of the anatomy to the surgeon.


"It's a matter of millimeters," says Dr. Shapiro,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otolaryngology at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in Boston.


A known complication of this procedure is that, about 1% of the time, the surgeon will pierce the lining of the throat. Despite her best effort, that is what Dr. Shapiro did to a patient in the late 1990s. Though warned of the potential surgical complication, the patient and his family perceived the adverse event as a medical error. The man survived but developed a chest and neck infection and later sued unsuccessfully. It is emotionally trying anytime the patient's outcome is poor, Dr. Shapiro says.


"Intellectually, you say that something might go wrong with the care you're giving. But when it actually does, at that moment you realize you've made the person worse rather than better," she says. "You feel terrible for the patient, and you feel like you've let them down. You feel that you should have done better. Somehow you call into question all of your competence."


Dr. Shapiro spoke about her experience for the first time publicly before 3,000 physicians, nurses and health care administrators at a patient safety conference in 2006. At the time, she says, pressure on physicians to disclose adverse events was mounting, but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were doing little to help them deal with the emotional hurdles that make disclosure a difficult thing for doctors.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despite our best efforts, things will not always go well," Dr. Shapiro says. "The public needs to understand that, and health care providers need to really integrate that into their way of thinking. ... I'm just one of many people to say, 'We're going to tear down the wall of silence, and let's just talk about it.' "


Before the big speech, Dr. Shapiro was uncertain about her colleagues' reaction, but afterward received "an amazing amount of warm and wonderful" responses from other health professionals. Additional doctors interviewed for this article also reported receiving many supportive comments from colleagues, and even letters from patients who said they wished they had such caring and compassionate physicians.


Peter J. Pronovost, MD, PhD, also publicly has told the story of a mistake he made early in his career that could have resulted in permanent brain damage to a patient but luckily did not.


Going public about the times when things go wrong "shows that just because you have an MD after your name doesn't mean you can't make a mistake," says Dr. Pronovost, a noted patient safety researcher who directs the Division of Adult Critical Care Medicine at Johns Hopkins Hospital in Baltimore.


"If it's OK that I make a mistake because I'm human, that also means there is an approach to make this better that doesn't just require my personal vigilance. There's a system and a science of safety here that can help."


 


原文:


https://www.ama-assn.org/amednews/2011/08/15/prsa08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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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03 中國時報 【林萍章】
 昨日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吳景欽教授於貴報投書,認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總統也好、升斗小民也罷,只要犯罪,都必須受到刑法的處罰,則醫療人員何德何能,而可免除於刑法的誡命規範之外?其實,吳教授對台灣醫界卑微的要求有所誤解。
 世界各國針對醫療過失之處理模式有三種:第一種模式是,醫療糾紛幾乎都是以民事損害賠償的方式解決,儘管立法保留了刑事追究的可能性,但是,真正進入刑事訴訟程式的案件微乎其微。這種模式以美國為代表。在美國,一九八一年至二○○○年,大約有二十四案件進入了下級法院的審判程序,醫師被起訴的機率為每年每百萬人口○.○○四件。美國有史以來,僅五位醫師被判有罪。
 第二種模式是,醫療糾紛主要通過民事途徑解決,但是,亦會有小部分案件進入刑事訴訟程式。以英國與日本為代表。近年來,日本平均每年十五位醫師被刑事起訴(○.一二位醫師/百萬人口/年),其中刑案占所有日本醫療訴訟案件百分之一點六。
 第三種模式是,大量醫療事故案件進入刑事訴訟程式,刑事訴訟氾濫是醫療事故案件的基本特徵。這種模式以臺灣為典型。刑事訴訟只是達致獲取賠償目的的手段。根據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楊秀儀教授之實證研究,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共有三一二名醫師被地方法院刑事庭起訴(三六.七位醫師/年、一.六位醫師/百萬人口/年),其中內外婦兒四大科與急診科占八十六.二%,八十名醫師被判有罪(二五.六%),也就是說,每二三.二天,有一位醫師被判刑。故而,台灣醫界號稱「天下第一大黑幫」並不為過。
 台灣可能是全世界醫師犯罪率最高的國家,這絕對是可以讓人引以為傲的「台灣第一」!被告的醫師大多來自內外婦兒四大科與重症科。風險越大的科別之醫師,越易被告。目前,醫學系的優秀畢業生多不選擇「勞心勞力」、又「容易被告」的四大科了。甚至連優秀高中畢業生都不選擇「犯罪率最高」的醫學系!在可見的將來,兒童腸病毒的看診醫師,「台灣之子」的接生醫師、急重症病人的救命醫師都將嚴重缺乏。
 從上述國內外實證研究可知,日本與美國的司法界極少對醫療過失追訴刑事責任。難道日本與美國的病人特別低賤不敢告醫師?或許日本與美國的醫師特別尊貴而可免除於刑法的誡命規範之外?亦或日本與美國的律師、檢察官與法官能力太差而找不到醫師犯罪的證據?其實,根本原因在於極為重視病人權益的日本與美國將醫療過失之刑事構成要件界定在「客觀上注意義務的偏離必須達到明顯重大的程度」。若未達此標準,則不追訴刑事責任。
 從而,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邀集國內刑法學者討論,得到共識,認為台灣應仿傚日本、美國與德國的司法界,修正醫療過失刑事責任的認定標準,進而推動增修《醫療法》第八十二條第三項:「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病人死傷者,以故意或嚴重違反注意義務及偏離醫療常規為限,負刑事責任。」
 臺灣醫師一向「溫馴」,極少可能如二○○六年德國醫師般集體罷工。但因醫療糾紛而經常性的提起刑事訴訟乃台灣所特有,可能造成耗費極高的「防衛性醫療」,對醫療環境極為不利。也就是說,醫療刑事訴訟會造成醫病雙輸,應為智者所不採。希望我國能截取法學先進國家之制度,修正落後的醫療刑法制度,則臺灣人民幸甚!
 (作者為長庚大學醫學系外科臨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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